聊城走出的大家王富仁：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

文学国学研究方面，聊城有一位国内顶尖的学者。他是高唐人王富仁，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为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

王富仁先生与季羡林先生一样，天生带有鲁西人的质朴与低调，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聊城，大部分人对他的名字还是陌生的。

但他的学术影响早已蜚声海内外：

在鲁迅研究领域，他和北大的钱理群堪称两座高峰;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顶尖学者，2003年第八届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他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高票推选为会长;

2005年，他站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率先提出了“新国学”理念，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进行思考梳理;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正致力于以中小学“教师主体论”为核心理念的新教师论的研究。

十几年前，王富仁先生更以一次工作调动而名满天下：2003年，原本任教于北师大的他，被汕头大学以200万元的“天价”聘请为终身教授。

在巨大的学术成就背后，王富仁先生保持着一贯的简朴，因而有时被不知情的人“轻视”，就像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曾被学生当成门卫。

然而，他只要一开口讲话，睿智的大师风范便光芒无限。这是他的学生关于他多年前一幕的回忆：

这么一个并不先声夺人的学者，开讲不到3分钟，满堂鸦雀无声，只有他的语言，就像一条流淌的河。正当大家沉浸在他的博雅学识中时，突然，“噗”的一声，从教授口中飞出一物，落在地上。他弯腰捡起，“呼呼”吹了两下，便侧身放回嘴里。大家这才哄堂大笑——原来是假牙掉了!随后，他自嘲一句，继续开讲，大家顿时又安静下来。

这样的“忘我”和不拘小节，是王富仁先生一生治学的真实写照，也沉淀为他的渊博。有人说，他是一座永不枯竭的思想富矿。

近日，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王富仁先生的学生、故交、亲友，追寻他在聊城任教、苦读，北上考研考博求学、献身学术研究的足迹，展现这位从聊城走出的学术大家的风范与成就。

3月18日晚间，王富仁先生在电话中接受本报采访。言语间，这位阔别聊城数十载的游子，满是对家乡的怀念和对家乡亲友的感谢。对几十年前培养他的老师，他张口说出一长串要感谢的大名。他深深地眷恋着家乡：“我的学术研究始于聊城，是家乡培养了我。”

聊城足迹

任教广受学生爱戴，嗜书如命遇到恩师

王富仁，1941年生于现在的高唐县琉寺镇，1962年，考入山东大学，学习俄语。

1970年，他在解放军农场锻炼后分到聊城四中，一直到1978年，他在聊城四中任教并担任教导处副主任。此后，他北上求学，回家的时间便少了。

在聊大文学院教授刘广涛看来，这是王富仁在聊城度过的一段艰难而美好的青春岁月。其间，他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学生，并和学生们结下深厚的友谊。

其间，正值“文革”，学校的正常教学被打乱。对志在教学治学的王富仁来说，那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0年，孙振春(现为聊城知名歌词作家)考入聊城四中，成为王富仁的学生。

他回忆说，那时，学校不怎么上课，到处去“学工学农学军”，一学期下来，课本学不了几页。王富仁当时二十八九岁，他的学生们十四五岁。他和学生一起去手表厂学工，去刘盐场学军，去母向庄学农，师生摸爬滚打，吃住在一起。

孙振春说，现在回头想想，王富仁老师的心情当时应是郁闷的。那时，除了劳动，就是批判老师，进行“白卷运动”。他甚至亲眼看到，他的一位老师被学生一拳击倒在讲台上。

然而，王富仁却如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一般，每一次都心无旁骛地认真给学生上课。说来也怪，他讲鲁迅的文章，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在他的课堂上，鲁迅笔下的《祝福》《故乡》《孔乙己》等一一在学生们心里扎下根。

金维良(现为聊城知名中医专家)也是王富仁在聊城四中任教时的学生。他回忆说：“王老师讲鲁迅，如孔乙己、纪念刘和珍君，生动形象，如临其境。王老师犀利的眼神，浓黑的眉毛，别致的胡须，也像极了鲁迅。他治学严谨，思想睿智，批评学生毫不留情。当时我们在想，他真是鲁迅的化身。”

这位总是笑眯眯的老师，是多么受学生们爱戴，在他几十年后回乡的一个细节中仍可感受到。昌润大酒店总经理王继华回忆说：“那是1999年的春天，王富仁老师要来聊城了。汽车晚点，大家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了，王老师的车刚刚停稳，大家就蜂拥而至!同学们对一个中学老师如此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我……王老师在酒店住了两天，客房里天天挤满了来看望他的学生。好歹等到晚饭后终于有了求教的机会，我和孙振春、杨延杰等热爱文学的同学和老师一块从鲁迅谈到郁达夫、郭沫若，从辛亥革命谈到五四运动，谈到国学的精华和糟粕，谈到深夜大家久久不愿离去……”

在孙振春的记忆中，王富仁特别爱抽烟，一天两盒。“我有时就感觉，那一根香烟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股子呛人的烟雾，而对于王老师，好像是一种精神食粮，在那根香烟里，有王老师很多的期待和想象，困惑和不解。只有那根香烟，最了解当时王老师的心境。”

那是一个“知识无用”的年代。但王富仁嗜书如命。课余时间，他总是捧着一本书看。他常去当时的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借书。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借书都是用地排车拉回来。孙振春说，让人惊奇的是，王老师一次借一地排车书，很有分量，常常累得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有一次，孙振春遇上自己的老师正从地排车上卸书，便帮忙卸。他看到，老师的一间小北屋，满满的全是书。有一年夏天，他还看见老师搬了几块木头板子，铺上报纸，把藏书从小北屋里搬出来晾晒。

这期间的苦读，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就像他的学生听他讲鲁迅入迷一样，王富仁研究鲁迅也进入了迷恋状态。他告诉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他进行鲁迅研究便开始于在聊城四中任教的后期。

其间，他遇到了一位恩师。聊大文学院教授刘广涛说，王富仁在当时的聊城师范学院结识了该院文学系著名教授、鲁迅研究专家薛绥之先生。正是在后者的提携和引导下，他走向鲁迅研究的学术道路。

北上求学

扎根鲁迅研究，走向中国的学术高原

在聊城著名学者谭庆禄先生看来，王富仁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这几个方面：鲁迅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新国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等。

3月18日，接受本报采访时，王富仁先生肯定了这样的总结，同时补充了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即“新教师论”。

近些年，王富仁先生多次回到聊城。谭庆禄先生称，他有几次得聆王先生教诲，对其质朴谦逊、聪慧才智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王富仁先生在聊城四中任教时，应该就有一个大梦想。后来，他一步一步走向学术研究的高地，即为明证：

1978年，他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硕士论文即为《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从1981年毕业到1982年，王富仁先生在西北大学留校任教。

1982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李何林先生，他仅用两年时间便提前毕业。至此，王富仁先生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仍是鲁迅研究，题目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在谭庆禄先生看来，受“文革”影响，当时中国学术界还处于混沌的状态。王富仁开创性地进行鲁迅研究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对此，王富仁先生曾说：“(当时)我们这些一文莫名的研究生却正处在‘初生犊子不怕虎’的心理年龄阶段，‘当头棒喝’对我们没有起作用，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点可怜的小名气。”

王富仁先生对鲁迅研究提出了哪些观点呢?

首先，他认为鲁迅的独特意义,就在于他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用现代的观念、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出发、最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特点和不足的一位现代思想家。

这一崭新的历史视角和研究视角,开启了鲁迅研究新的一页,让大家看到了走下神坛、走出混战、面目日渐清晰的鲁迅：

“有人把鲁迅说成是圣贤，是导师,我有点不信，他连自己的前途都看不清，怎么能当别人的导师呢?怎么能称为圣人呢?但是，他还是醒着的，不醒着是无法走路的。他醒着，他是一个夜行者。后来人把他当作一个体育运动员来看待，称他为竞走冠军。实际上，他确实也没有走多远的路。在夜里，大家都睡着他醒着，总算中国文化还没有都睡去。中国还有文化，文化还在中国。我认为，仅此一点我们就得承认他的价值。”

在张立科(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聊城教育》杂志执行主编)看来，这是对鲁迅价值的最确切定义。王富仁先生领鲁迅研究之先，让人扼腕称赞、拍案叫绝。

2002年，他又结集出版鲁迅研究成果——《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称“鲁迅好像也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守夜人的，他曾经说他是徘徊于明暗之间的，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处的是个文化的暗夜了，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昏睡过去，他自己还是醒着的，他是想呐喊几声把人都喊醒，却遭人厌恶，鲁迅于是就彷徨起来了。不论鲁迅自觉还是不自觉，他都起了为中国文化守夜的作用。”

针对近年鲁迅被“淡化”的形势，王富仁先生继续“力挺”鲁迅，他说：“我现在最想说的话就是：中国需要鲁迅、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

他解释说，青年时期的鲁迅，就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即个人对个人生命的体验，得有点主见，得有点个人的意识和个人做人的尊严。表面上，只有物质的才是最真实的，但在人的精神感受中，真实的却不是那些东西，而是爱和自由，物质的东西只有成为爱和自由的保障的时候，对于人才是有真实的价值的。一句话，要立人。要人成为一个人，成为有个性、有人性的人，就不能痴迷物质的东西，就要重视精神的东西……

在聊大文学院教授刘广涛看来，王富仁先生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学术高原。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王富仁先生是公认的鲁迅研究领域的举足轻重的大家，和北大教授钱理群堪称该研究领域的两座高峰。

名满天下

低调文学大家，因“天价聘请”惊动学界

王富仁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2003年第八届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他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高票推选为会长，可见其学术影响之大。

1984年博士毕业后，王富仁先生便在北师大留校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2003年，一直任教于北师大的他，经历一次工作调动，惊动全国学界：汕头大学以200万元的“天价”聘请其为终身教授。当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引发关注，很多媒体争相报道。

其中，有报道称，汕头大学以200万元的重金，聘请了国内一流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导王富仁教授加盟该校。为聘请王富仁教授任教，汕头大学开出了令人咋舌的条件：直接给予其个人100万元的补偿性费用;提供学术经费100万元;给予终身教授待遇……

当时，王富仁先生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协会理事。

2005年，王富仁先生发表14万字的超长论文《新国学论纲》,最早提出了“新国学”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学的新思考，再一次引发学界关注。他认为“新国学”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

王富仁先生说，最早萌生“新国学”概念的想法，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学越炒越热。其中，主流的声音一直将中国现当代文化包括介绍研究西方文化的翻译文化排斥在“国学”之外，表现出一家独大、一手遮天的霸权倾向。“好像这个‘国’只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的‘国’，就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国’了，仅从语言的精确性的角度，那样理解‘国学’也是不行的。在来汕头大学的时候，让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新国学’这个题目。”

他曾进一步解释提倡“新国学”的原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活得更像一个人。谁都别想包打天下。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那种“治国、平天下”的野心，在当时，或许是有意义的，但在文化普及程度大大提高的现代社会，我认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老老实实做一个人，认认真真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要抢全国人都抢的东西，不要凑热闹。

聊城青年评论家南乔说：“王富仁老师是博大精深的学者，是世事洞明的智者，是同体大悲的仁者，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如果单纯就学术成就以及学术影响而论，聊城傅斯年先生之后的学者，应该就是王富仁老师。”(记者 林志滨 通讯员 刘岩)

[责任编辑：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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