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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我的父亲 我的诗》:气聚而神动 情真而意切

来源:齐鲁网

作者:

2016-10-13 15:55:10

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中国注册高级企业文化管理师、中国注册策划师 房光辉

作者房光辉

“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2月2日,正月初三这一天,我哭了若干次,流了太多的泪!泪从何来?盖因拜读了房义军大作《我的父亲 我的诗》。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好书。正如网友对该书的点评:“亲情,友情,其乐融融。字里行间,浸透这一个爱字,凝结着一种精神。家事,回味无穷;家人,让我依恋。平淡之中见神奇,此书,值得一读。”

首先,这本书真实可信,做到了“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传承历史的还是文字。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我的父亲 我的诗》,属于“人物传记”类的作品,从其内容看,又偏重于“传记文学”。“志属信史”。志传和史传一样,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作者必须据事“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也就是说,对人物的记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

然而,作者在创作《我的父亲 我的诗》中做到“真实”并不容易。其一,作者是在其父去世36年之后,即2012年下半年起,才开始着手撰写此书的;其二,与先生共事的这一代老人大部分已不在世,在世的也已耄耋之年;其三,《东阿县志》、《东阿县教育志》中对他们的有关记载,仅是泛泛叙述,记录的仅仅是行政体制的变革;尤其让人痛惜的是,“建于1958年、造就了一大批名师、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文革’前升学率连续数年名列全县第一、被誉为‘学生的天堂’的徐屯中学,1983年被撤销后,几经变迁,现仅余一处荒院。查阅《东阿县教育志》,对徐屯三中的记载很少,连校长、老师、班级等基本建制都没有记载”。由此可见,该书做到“体现历史真实,材料丰富翔实”何其难也!但是,作者“为了父亲,为了父亲那一代人,为了徐屯三中,为了东阿的民间文化”,以“龙虎之后与先贤之子”的名义,迎难而上,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全面搜集、尽量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走访父亲的同事、学生、朋友,查阅资料”;“沿着父亲走过的足迹一遍遍地寻觅、丈量、感受、解读”。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又细心鉴别,严格选材,作了多番“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考证工作;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几经周折、历经数载,终于找到了“静静地躺在东阿县档案局档案室里的父亲的档案”,这为确保其真实性提供了保障。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遵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唯物史观,把“父亲”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没有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记述,从而刻画了人物即“传主”的本质特征。

其次,这本书生动朴实,做到了“选材精当典型、语言生动活泼、细节与心理描写细腻感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通过选材、语言与细节描写,把人物——“我的父亲”写活了,写成了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这一个”血肉之躯,而不是干巴枯燥的偶像或只有动作没有思想的机器人。特别是此书既有文字,又有诗歌,又配上大量的图片,兼具了文字传记的真实性、可读性和画册的直观性、可视性等特点。

先生从出生到病逝57年,作者从漫长的时光与繁杂零碎的史料中,以先生的“历史走向”为经,选取了近200个小故事穿插其间,有百余名相关人物、有数十张人物、景物、实物照片做其支撑,做到了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选择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详细记述,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有很强的现场感;与此同时,作者有机地揉进了许多有关房氏、鱼山和东阿的历史知识与文化掌故,又增强了历史的厚重感。

作者娓娓道来,基本上是用两种“语系”来“讲故事”,一种是素朴的叙述语言体系,其“乡土味”甚浓,有些话“土得掉渣”,但很“接地气”,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一种是精美的诗歌语言体系,其“抒情味”甚浓,总是恰到好处地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催人泪下,令读者的情感随之跌宕起伏,更加深了对先生的敬仰与思念。比如,先生“走后”,作者悲戚地写道:“父亲/走好/风清月冷/路远山高/父亲/走好/阴阳有别/我不能搀扶你了”;作者1980年顺利地考入了大学,但心情依旧黯然,常常对着父亲的照片发呆,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凝视着父亲的照片/黑色的线条/把一个生命紧锁/一双深沉的大眼睛/忧郁地看着我/微启的嘴唇/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已经五年了/近二千个日夜/父亲您合上眼吧/我不敢看您/因为您对我的期望太多太多”。纵观全书,语言生动形象,用词精当贴切,真可谓情真意切,情景交融,夹叙夹议,文史并茂。在15万字的一本传记文学作品中,用了40首诗歌(含打油诗)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来为作品穿针引线、来提升“文学的味道”,这应该是一种文学创作中难得的创新。

人物传记,写大事固然重要,但对细节描写也不可忽视,恰当地记述小事,能见微知著、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人物的性格特点往往在一些细节和小事上表现出来。正如茅盾先生所云:“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比如,作者在描写先生对关于“三条龙”与“三只虎”的看法时,借用其同事、原东阿师范校长于学泗先生的描述:“你父亲右手攥成拳头,伸出小拇指,边挥边说:‘什么龙啊、虎啊,我连地方蛇都不是!’”由此展现了先生的谦逊品格;再如,作者这样描写先生的“临终”:“下午一时左右,父亲坐救护车回了家。也许回光返照,父亲兴致很高,虽然双眼深陷,胸间缠满了绷带,仅仅剩下七八十斤,仍然对前来看望的乡亲说:‘半年了,我又回鱼山了。我现在是鸣呼哀哉,离呜呼哀哉还剩一口气。’并吟下最终‘绝句’——身轻如燕回鱼山/屈指算来已半年/留得一气写绝句/鸣呼呜呼一瞬间”——一位视死如归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形象、一位誓将幽默进行到底的大师形象活生生跃然纸上。作者在描写“母亲的痛苦”时,聊聊数笔,便让人潸然泪下——“父亲走得太突然了,我一下子从天堂落到地狱。偌大的院落里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人,母亲总是哭,白天去黄河滩哭,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哭,因为这时候无人劝。母亲还常常提出要扒开坟头看看,再看看父亲是什么样子。”

“真实与生动”,即真实性和文学性,是人物传记的两个显著特征。正因为作者在“真”、“细”、“活”上下了大功夫,突出了人物个性,体现人物个性形成发展的必然性,所以才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在那段时空行走,时而缓慢、时而疾速,时而微笑、时而大怒,时而长袍、时而布衣”的 “这一个父亲、好人、君子”的形象、“这一个思想者、教育家和幽默大师”的形象。

立人物传记,就是为了传于后世,为了“记一方之言,激千秋之爱憎”,为了“鉴人明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马克思要求人物传记应当写得有“强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认为人物形象应当“光芒夺目”,可见讲究文采,是史志中编写人物传记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把握的很有分寸。

第三,这本书“文以载道”,以小见大,传播了正能量,为读者与社会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精神食粮。先生这短暂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先生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在先生的57年里,有两个“连年不断”——一个是从出生到解放前,残酷的战争连年不断;一个是解放以后,从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开始,直至1976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可以说,先生死于非命,或曰死于“文革”。尽管如此,作者完全继承了其父的大爱思想,在书中没有一句怨言,而是“文以载道”——作者热情讴歌了社会的正面力量,通过众多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刻画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众生相,阐明了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其中一根红线就是普普通通人的“报恩与寡恩”。书中有恩将仇报的小人,但更多是知恩图报的君子。与此同时,作者克服了方方面面的困难,将“传主”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部分再现了那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原貌,深刻分析了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原因,不能不引发读者理智的思考与对自我良知的拷问。

细读此书,你会发现,作者深得先生善良与睿智的“真传”。比如,作者写道:“十三岁的我曾有过轻生的念头,现在看来是多么危险愚蠢。但十三岁的孩子如果早熟的话,已经能思考很多问题。这里,我真情劝告天下所有人给失去父母的孩子多一点关爱,特别是细心一点。”读到此处,我为作者这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良善之举深受感动!提醒“天下所有人”对孩子多一点关爱,特别是对“失去父母的孩子”更加细心,这将会免去多少人间的不幸,这是在“广种福田”啊!再如,作者从文化与精神的角度提出了不少严肃的课题——环境的污染可以治理,可人们精神上的污染,如何治理呢?作者读曹植最出名的“七步诗”,一反常人对曹植才华横溢、机敏过人的赞叹,“我读到的是兄弟相残,兄弟相残给人会带来什么美感?中国有句谚语‘杀鸡给猴看’,猴们看了很害怕,但鸡们看了却到跟前啄其羽毛”,这其实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鞭挞。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从文化传承的高度,提出了近百年来我国在微观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极大的短板——家庭文化传承的历史虚无性问题。

作者指出:现在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对自己的家史不了解、对自己的祖先不清楚、对祖上的恩德不恭敬,很少有人“知道老爷爷的名字、老老爷爷的名字”,“知悉姓氏起源、根系何处、家族变迁、宗络承脉,就凤毛麟角了。若问问先贤有何功名业绩,更是茫然四顾、不知所云”;而少有的“家谱上不外乎是本族来历、各院分支,其实基本就是罗列了一串串名字”。

原因何在——“只注重给孩子留下物质财富,孩子们不再愁车、愁房、愁吃穿,应有俱有,却难得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特别是“先贤们没有留下丰富的文字记载。我们注重的是历史传统文化教育,几岁孩子就背唐诗宋词,让孩子看各种名著,忽视的是家庭文化教育与传承。各家的家史基本都是一片空白,没有留下文字,让孩子记什么呢”——没有精神财富的内容以及载体可资传承,这正是家庭文化传承的历史虚无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大文化传承中的可悲之处。

怎样才能扭转这种现象呢?作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高度重视精神财富的积聚与传承。一方面用行为树形象,“给孩子留下一个好的口碑,用自身的言行潜移默化让孩子学会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再一方面用文字尽责任——为后人们留下一点文字的东西,“一是试着为先人们写传记;二是写好自己的回忆,将自己的经历、感悟和感觉美好的东西记载下来,可以是日记、周记,也可以是月记,甚至是年记。如果长期积累下来,编印成册就是一生的传记。久而久之,形成家史、志书、传记一类的东西,一代代传承下去”。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列宁的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想起了培根的名言:“历史使人明智”。反而观之,只有尊重自己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才是最有前进动力的民族、才是最少铸成大错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民族的基因,文化的真实步履恰恰就落脚在这千家万户的庭院里、落脚在山重水复苍苍莽莽的大地上、落脚在男女老幼的心田里。千千万万个家庭健康向上,就会规避诸多家庭、社会与民族的悲剧,整个社会的肌体就一定能够积聚巨大的正能量,整个民族的魂魄就一定能够铿锵有力,我们的祖国就一定能够繁荣强盛。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如作者云:“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传承不是靠权势,不是靠金钱,而是靠文字,文字是人类传承文明最粗壮最坚韧的链条”。我国修志的历史已有2000余年,《周礼诵训》就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如果说,在战乱纷争、天灾人祸不断的历史条件下,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谈“修史写志”如同“焦大爱上林妹妹”不可思议,那么,在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正在“富起来、强起来、文明起来”的“火红的年代”、在海内外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同心同德拼搏奋斗的今天,我们应该自上而下地大力开展“万千家庭修史修志”活动,并从顶层设计做起,奖优励勤,以促正果。各级政府与“每个会写字的人”,都应该有“修志的历史自觉”,都应该尽“修史的使命责任”,以促进健康先进家庭文化的弥久传承,以力补我国文化建设的短板与缺憾,这对每个家庭乃至全民族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桩好事与盛事。正如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家家都注重家庭文化的传承,“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一家家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展览馆,一个地域堆积起来就是一座天山,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巍巍峨峨,令人仰止,比江河还要长,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千古墨香,浸透了人们的心灵,灿烂的文字,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父亲 我的诗》是一部正能量很大、艺术感染力极强的传记文学作品,是一首荡气回肠的浩然正气歌,又是一本生动素朴深邃的教科书。作者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乡土故事如珍珠般串起来,凸显了“传主”的真实性、时代性和鲜明个性,是一个“以我手写我心、以我心抒我情”的典型范例。

我们有理由坚信,此书一定能够为社会所公认、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定能够有益于后人、且传之久远。而随着此书的出版与时间的推移,燕卫先生这个“好人、君子、幽默大师、人民教育家”的伟岸形象必将释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照亮家乡、启迪后人!

恩君不死,英魂永存!

作者诗云:“借问祭祖何处去,《传记》里面有真人”。请诸君打开此书,相信您能够见到一位“真人”、一位“大写的人”。

作者简介:房光辉,男,汉族,1957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鱼北村,中共党员,先后获法学士学位和经济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中国注册高级企业文化管理师、中国注册策划师。2005年12月,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集团公司的监事会主席(正厅级)。现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任中国铁建上海代表处总经理。

[责任编辑:杨凡、左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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